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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不闻窗外事”真能读好书吗******

　　近来，外地某中学在高一年级的寒假通知书中，希望家长“教育孩子淡化甚至摒弃春节意识、假期意识”，言下之意，是希望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学习，埋头苦读。此事引发网友热议。在中小学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方式真能把书读好吗？中小学寒假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文科老师说

　　光埋头啃书本写不好高考作文

　　北京丰台二中语文特级教师 陈维贤

　　随着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深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刷题中”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应对高考，更不利于学科素养的提升。近几年，有些名校高考成绩退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高考无论是考查内容还是考查方式都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直面时代热点，引导课堂教学与日常学习有意识地关注现实热点和生活生产实践。新课程和新高考改革要求必须全面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学习内容和考查要点不再仅仅是知识，考查方式突出情境运用，体现了综合性、情境化特点。例如，2022年新高考Ⅰ卷有这样一道语文信息阅读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黄金准则。请结合材料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北京卷的微写作题目是：替校学生会“悦读会”拟一则招新启事，或者请考生选择一个核酸检测点，依据其环境特点设计两米间隔线标志，并写出设计理由。这些考题联系现实生活，创设各种情境，涉及面广，都突出了运用考查。

　　我们再看近几年的高考大作文题。2022年全国卷高考作文题的情境、背景材料涉及围棋技艺里的传统文化，“建团百年”奋发有为的人物，整本书阅读《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双奥之城展示的体育荣光、国力发展、个人进步等，都引导学生以语文的方式关注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另一作文题“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邀请你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会，发表以“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文演讲……如此这般，光埋头啃书本的学生往往无话可说或者只能写些空话套话。

　　新时代高考改革有三个转变：由考试评价工具到全面育人载体的转变，由“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转变，由“以纲定考”到“考教衔接”的转变。关注现实生活，多读多思，能为更好地学习和应对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课程学习和考试要求的变革，寒假里，同学们除掌握课本内容外，还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视野，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并打通生活和自我、课本和生活、高考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二是广泛阅读，积累素材，提升思想，提高思维能力。只有广泛阅读才能提高思想认知水平和思考深度。三是注重运用，由课本知识、方法、理论等向时代热点、文化生活、课外阅读等方方面面延展。学习课本知识要关联现实生活，通过了解时事加强思考、提升思想。关注现实要运用课本原理、知识和方法，进而在运用中夯实基础，提高关键能力。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新时代中学生理应摒弃功利化学习，以学科思维方式关注现实生活、时代热点，多读多思。

　　理科老师说

　　缺乏实际生活难以打开解题思路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年级组长、生物教师 甄兆敏

　　又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有的学校和老师提出要淡化假期意识、增强学习意识、弯道超车等一系列要求。如此一来，假期里，学生们只是将学习的地点转移到了家里。这样的学习方式真的对吗？

　　30多年前，我学生时代的放假就是放假。薄薄的一本“寒假/暑假作业”，每天很轻松地完成作业。然后，小伙伴们就是漫山遍野地傻玩儿或者跟着家长一起干农活儿。那个时候，真的很享受假期。现在想来，学生时代的我似乎是少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世界的欲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些活动中也得到了很大锻炼。

　　也许有人说，轻松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怎么在高考中得到高分。那好，我们就从高考说起。

　　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到，2022年高考命题要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从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至今，高考题经历了几十年的进化，现在已经越来越能考查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了。2021年北京生物等级考试题中有一个关于“智能胰岛素”的题目：它能够在血糖水平高的时候提升降血糖的能力，在血糖水平低的时候降低降血糖的能力……这个题完全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也就是说靠“刷题”记忆解题套路是行不通的。要想应对高考，需要全面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在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往往是高度模式化的，而实际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把学习只局限于教材中，必然难以面对多种多样的实际问题，需要学生走入实际生活。

　　例如，假期里学着做个菜。学生首先得确定自己要做什么菜，然后思考向谁去请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在做菜之前得学会哪些技能。做好菜之后，学生得接受评价。得到评价和反馈之后，后面如何改进。这也是现在高考想要引导学生探究的过程，即发现问题、查找资料和实地调查，然后解决问题，最后在实践中验证解决问题的成果。

　　那么，学生在寒假里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休息和娱乐。休息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要学会休息和娱乐，而且休息和娱乐有其积极意义。在休息和娱乐的过程中恢复良好的身心状态，做好进一步学习的准备，这对于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非常重要。

　　第二，做好全面发展的规划。学校中的学习毕竟很难满足学生各方面的需求，在这个假期里，读几本平时没有时间读的书，学习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学的技能，了解一下社区的历史或者家族的历史，学做几个菜，做些社会实践活动，干些家务活儿，提高动手能力……这些都应该是假期生活的应有之义，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学生的成长是个性化的成长，是全面的成长，假期是一个学生张扬个性、全面发展的合适时间。应该允许或鼓励学生自我规划假期时间，获得个性化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用无穷无尽的作业来充斥假期，然后美其名曰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德育老师说

　　社会实践是校园学习的有益补充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德育副校长 毕姗

　　在科技文明欠发达的年代，酷暑和寒冬往往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挑战。于是，极端天气时不再赶赴校园，学生既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休整身心，农忙时节还能帮助父母完成一些农业、手工业劳作，在实践中初步认识社会，实现个人价值。

　　随着空调、暖气的普及，天气情况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寒暑假学生的休整也开始拥有新的内涵。人们发现对青少年的成长而言，实践活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加分项，而是大大拓展学习宽度和深化成长体验的重要内容。在校的书本学习不免单调，走向社会大课堂，发现更活泼灵动的“生活之书”，发现和辨识“文字之书”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形、思考其中的相似与差异，发现和体验“文字之书”之外无限丰富的世界，发现自身的兴趣……自主和实践逐渐成为假期属性，假期作为另一种方式的学习，是对书本学习的补充和深化。

　　然而，面对孩子放假时家长仍需上班无暇照管的现实，很多家长产生了焦虑。平日的学业之卷已经相当激烈，自主安排的假期如何保障孩子的成长质量？一些家长难免会有多报几个辅导班、孩子既有人管又有人教的想法。于一些老师而言，假期如何让学生巩固在校学习内容，查漏补缺，开学后更好地出发？有的老师也难免会有让学生“摈弃假期意识”、多布置点作业的想法。

　　家长和老师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帮助孩子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也是善意。但这些考虑的误区在于，他们误解了教育的目的，教育不是一场限时比赛，没有既定的终点需要去冲刺。正相反，教育在于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的魅力在于如何引导孩子们发现和拥抱人生长跑途中的风景或荆棘，如何在不同的境遇中体验成长，获得生命的成熟与幸福。

　　因此，玩儿“疯”了、玩儿慌了怎么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恐怕不在“玩儿”本身，而在玩儿什么、怎么玩儿。玩儿是孩子的天性，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空闲时间，没有玩儿的心态，很难有突然的发现和奇妙的尝试。因此，成人绝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反对孩子玩儿，而应该鼓励孩子去玩儿，带着孩子玩儿。但这种玩儿不是不管不问随孩子沉迷电子游戏，而是引领孩子从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从书本走向丰富的生活。

　　欣赏一场音乐剧、一次远行、参观一次博物馆，看看更大的世界；参加一次志愿活动，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去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转一转，看看他们为了这个小家在怎样努力地奋斗与生活；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问题展开一次田野调查；走进可能去的高校、研究所，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甚至，在安全的前提下“打一次工”，体会赚钱的不易，也享受创造价值的喜悦……校园的集体学习在假期得以补充完善，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机会和权利在更自主的时间里走向广大世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做一些有意义的尝试、看一些远方的风景，深入对书本学习理解的同时，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和成为自己。

　　寒假期间，也许家长不能时时陪伴，但教育不能缺席。父母们不能将自身的教育责任通过简单付费移交给辅导班，而应在持续关注和积极引导中帮助孩子学会自律，体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学校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部门，更不应有鼓励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想法，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国家、不关心他人，他们又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仁爱之风，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如何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更何况，在当前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高考形势下，学生应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又岂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能实现的呢？

　　体育老师说

　　中高考对体育锻炼有高要求

　　北京汇文中学学生中心副主任兼体育教研组长 李发

　　相较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当代青年应有的姿态。学习如此，体育锻炼也不能忽视。为了增强学生体质，近年来中高考体育要求在不断提高，比如，未来几年中考体育成绩最多要达到70分，而体育纳入高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目前，我国39所强基计划试点的一流高校，已经率先将体育纳入高考。

　　三年来，疫情对学生体育锻炼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逐渐回归正轨，学校对学生体育锻炼的要求也将逐步恢复常态。在这个过渡期，学生首先要了解正确的体育锻炼知识。比如，如何控制运动强度、避免运动损伤，准备活动和拉伸运动有何必要性，什么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作息生活习惯等，这些都是学生应知应会、做好体育锻炼的基础。

　　由于寒假天气比较冷，学生可以视情况选择户外锻炼或者居家锻炼，不管哪种方式，都应该制订科学的锻炼计划。其中，应包括明确的锻炼目的、具体的练习内容、运动强度(量)、间歇时间、心率范围等。比如我们学校就要求学生在假期采用“间歇式”运动进行锻炼，包括原地高抬腿跑、收腹跳、波比跳、深蹲跳等一系列内容，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学生按照制订好的“组间歇”时间去完成锻炼内容，当心率恢复至120至140次/分时即开始下一组练习，长此以往，学生就会逐渐掌握制订锻炼计划的能力，根据不同的目标安排练习内容。

　　一套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案还要关注到身体的疲劳与恢复。运动过后，人体会产生疲劳，包括身体和心理的疲劳，休息好有利于身体机能的“超量恢复”，为下一次体育锻炼做好准备；如果休息不好，下一次锻炼不仅不能有效提高运动水平，还可能造成运动伤病。因此，每天要保证至少8至9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为机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现阶段，可能有的学生处于“阳康”阶段，对此，学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体育锻炼。在“转阴”后的一个月内，学生不要急于参与大强度运动，可以根据自身水平或需求进行低强度的体育活动，如瑜伽、徒步等，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但要注意，运动时若出现咳喘、心悸等现象应及时终止，不可急于求成，要科学恢复体质。

　　良好的习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人生，一旦养成，便可终身受益。体育锻炼计划一经制订，需要学生长期、稳定地执行，如果只是抱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其效果会大打折扣。不难发现，当我们对某一项事物产生兴趣时，就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体育锻炼亦是如此。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快感、成就感，成绩的提升、动作技术的改进等都会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因。此外，体育锻炼还能塑造形体美、预防疾病等，益处很多。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