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外对话 | 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题: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阚枫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灰犀牛”“黑天鹅”层出叠见,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抱有期待,又满是困惑。
然而,在世界最需要和衷共济、共克时艰时,一些西方国家却基于一己之私,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鼓吹脱钩断链、筑起“小院高墙”。
改善了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全球化真要走向终结?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联席所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鲁夫特(Dr. Gal Luft),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展开对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美国遏华,为何热衷拉“小圈子”?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美国如今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盖尔·鲁夫特:我不认为加入这个倡议的国家会很热情地推动IPEF。你怎么知道两年后,另一位美国总统会不会推翻它?大家都看过美国政府换届之后的变化。此外,加入该倡议的国家也不会做有损其对华关系的事情,因为中国是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
翟东升:在过去一年半,美国政府创造了许多新词,但这些新计划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在美国国内,两党间存在严重政治分歧,甚至同一政党不同派别间也存在分歧,所以做不出什么成果。这也可能是IPEF的命运。
丁一凡:东盟国家几乎都对IPEF没有兴趣,甚至印度也不太关注。美国想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但它们希望与地区所有国家保持合作。中美关系良好,这些国家处境会更好,因为与中国脱钩代价巨大。虽然美国希望它们与中国脱钩,但美国又没做好准备,或者说没能力为这些国家提供援助。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丁一凡:美国在全球有上百个军事基地,它要花很多钱来维持这些军事基地,还得调动与(基地所在的)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冷战之后,维持这种联盟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美国要找到维持这种联盟关系的外在目标。在欧洲,如果没有俄罗斯,美国就没有理由维持北约框架。在亚太,美国担心被中国赶上,所以,为保持其霸权,它就以各种方式给中国设障。
中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美国的衰落
中新社记者:中美关系目前出现困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盖尔·鲁夫特:中美之间的问题并不关乎中国正在做什么或需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的衰落,代表着美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更代表着美国的分裂。
中国是什么就是什么,中国不会“变成美国”来安抚美国。美国不是在告诉中国,如果你怎么去做,两国的关系就会打开新篇章;而是要求中国,你要回到贫穷,回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回到你20年前的位置。这不可能。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鲁夫特:中国像一面镜子 映射出了美国的衰落来源:中国新闻网
丁一凡: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当它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外部敌人,找到一个团结的共识。美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追上,它们将此视为巨大威胁。我认为盖尔说得很对,美国越是失败,就越是把中国视作敌人。
翟东升:中美关系何时才能最终恢复稳定,达到新平衡?我认为也许当中国的经济规模明显大于美国,中国的军事能力在某些重要方面如果也能超过美国(的时候),而那时中国仍将致力于完成和平崛起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越来越多政治家就会把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
“全球化”正在变成“区域化”?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化会遇到这么多重大挫折?这种趋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丁一凡: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所推动的。但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想扭转全球化趋势。
例如美国公开宣扬国家干预的回归,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以欧洲议会的那些立法者和美国国会议员,或鼓吹或强迫跨国公司回来,这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长期滞胀的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盖尔·鲁夫特:全球化是西方的项目,去全球化也是。西方仍是任何秩序或无序的设计者,它们在自作自受。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在面对很多全球挑战时并没有激发各国的协同作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但当真正面临考验时,全球化却惨遭失败。
我们会看到去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也将看到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转变,世界将沿着更多地理维度被划分为小联盟,它们将能够进行区域层面的全球化,但对区域外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新社记者:目前多边、自由的世界贸易秩序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去全球化终结吗?同时,美元霸权会结束吗?
盖尔·鲁夫特:我写过一本书《去美元化:货币改元,金融更序》,它说的就是反抗美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一场反抗,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起来反抗,这是对一种货币、一个国家霸权的反抗。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胁迫、制裁和恫吓。
通过乌克兰的情况,各国已经看到西方在货币武器化方面有多么凶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两个美国冻结其它国家中央银行资产的案例,先是在阿富汗,后是在俄罗斯。在货币的历史上,这闻所未闻,让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美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翟东升:世界贸易会继续下去,但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在当前的水平上停滞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不是盈利性。而美国正在滥用其自身货币特权,导致这种特权有可能结束或消亡。必须有其他人站出来,为整个世界贸易结算和计价制定一个新的模式或解决方案。
丁一凡:全球贸易不会急剧萎缩。你看中国的国际贸易额:欧盟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也是,还有个正在增长的第三市场——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已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三大支柱,贸易更多样化了。
去美元化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国际形势仍然混乱,美元仍占主导地位,但这是短期的。美国的债务相对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增长非常快,美国经济维持这种印钞体系非常危险。(完)
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 中外专家学者国际论坛建言献策******
中新网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 孙自法)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主论坛,12月5日在清华大学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中外人工智能(AI)领域专家学者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这一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建言献策,并深入研讨交流。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技术经济学教授、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苏珊·阿西(Susan Athey)认为,大学在指导人工智能创新方面可以发挥优先引导的关键作用。由于私营部门的技术人员缺乏伦理、哲学方面的训练,难以开发出具有可解释性的算法框架,深化这类研究能够在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识别、建立开发实践框架、提供指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于数据可以带来巨大的规模效应,当前“软件即服务”的平台经济模式已非常普及。人工智能和数据需求可能带来“伪”市场集中,因此,未来对“机器换人”的预测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重新关注和思考人工智能如何用于应对老龄化等公共管理问题,使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服务变得更加高效。
国际人工智能协会前主席、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约兰达·吉尔(Yolanda Gil)指出,由于人类对智能机制认知不足、智能行为本身的复杂性、观测手段的有限性以及个体知识、职业、信仰、文化背景等的差异性,导致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工作,这需要跨领域、跨学科的共同努力。当前,理解人工智能机理和构建人工智能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研究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方面,理解人工智能机理需要构架“感知-思考-行动”的智能模型,加强对大脑思维机理的理解,建议借鉴神经科学研究联合体的有益经验,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研究数据库,形成全球共享的研究社区。另一方面,构建人工智能世界模型则需要建立在人类经验、社会习俗、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建议建立类似于自由协作式的知识库,通过全民民众参与,推动知识在全球层面共享。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张钹表示,由于深度学习等算法存在不可解释性,导致前两代人工智能算法存在着公平性、安全性问题和不可靠、不可信等缺陷。发展第三代人工智能关键在于发展可解释的、鲁棒的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开发安全、可信、可靠、可扩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数据驱动+知识驱动”构建支持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度学习平台,赋能人工智能安全与防御优化。从数据中真正获取智能要靠知识的帮助与引导,并需要政策法规对数据使用的正确规范,充分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四个要素结合,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鹏城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高文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处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阶段,至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总体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从战略问题看,中美欧三方在人工智能人才、研究、开发、应用、硬件、数据等方面竞争激烈,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战略政策、数据资源、应用场景、潜力人才方面具有优势,而在基础理论、原创算法、关键部件、国际平台、高级人才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从战术问题看,人工智能2.0需采用基于大数据的统计AI解决大规模AI应用需求,鼓励各种可能的强人工智能探索,“可解释机器学习+推理”和“仿生系统+AI大算力”是可能的技术路线图;在安全问题层面,强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模型的不可解释性、算法和硬件的不可靠性和自主意识的不可控性,人工智能2.0应采用DPI与“防水堡技术”解决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重视探索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并基于“理论-技术研究-应用”的阶段性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策略。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沈向洋表示,AI已经应用于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目前甚至在法律上也具有一定的应用,比如美国已经有很多法庭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法帮助判刑,包括决定刑期这样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无法理解一些AI决策的缘由。未来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只看见AI决策的“黑箱”,应该打开“黑箱”,探究和理解其中的具体内容和因果关系,我们一定要做可解释性的AI。同时,他提到负责任的AI应具备公平性、可靠性、隐私性、包容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的特点,作为新兴领域,还需要向其他领域学习,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张亚勤指出,“碳中和”是人类能源结构的又一次变革。“碳中和”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重大机遇。企业在“碳中和”背景下都面临转型增效的压力。人工智能+物联网是智联网,智联网可以赋能绿色计算,助力“碳中和”。智联网助力“碳中和”主要包括三个环节:首先,由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优化引擎来实现智能决策。其次,多参数全链系统配置优化。最后,通过多源多维异构感知融合实现智能感知。智联网可用于能源融合、降低ICT产业的碳排放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等。他还介绍了智联网赋能的绿色计算平台的框架,该平台包括人工智能驱动节能减排和高能效人工智能系统,应用路径包括绿色园区和工业节能。
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承办,国际支持机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论坛为期两天,设有三场主论坛、一场特别论坛和七场专题论坛。“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主论坛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主持。(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